受贿罪概念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受贿罪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及公私财物所有权。受贿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目的是非法占有公私财物。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
　　基本特征
　　（1）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
　　（2）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权利所形成的便利条件。
　　受贿罪的行为方式有两种：一是索贿。即行为人在公务活动中主动向他人索取财物。二是收受贿赂。即行为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谋取的利益可以是不正当利益，也可以是正当利益。主动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比被动受贿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刑法》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就构成受贿，而不要求行为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个条件。除了有索贿和收受贿赂这两种基本行为形态外，还包括以下两种表现形式：①收受回扣、手续费。如《刑法》第385条第二款规定。②斡旋受贿。如《刑法》第388条规定。
　　第385条第2款是对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的规定。这种发生在经济往来活动中的受贿，理论界称之为经济受贿。本款所称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和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中关于在经济往来中禁止收受回扣和各种名义的手续费的规定。前者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后者如国务院办公厅1986年6月5日发出的《关于严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牟取非法利益的通知》。其主要内容包括：在经济交往、商品交易中，如果需要给买方优惠，可以采取明示方式给对方价格折扣，不能采取回扣或者各种名义的手续费的方式，经营者给予对方折扣的，必须如实入帐。所谓折扣，即商品购销中的让利，是指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时，以明示并如实入帐的方式给予对方的价格优惠，包括支付价款时对价款总额按一定比例予以退还的形式。所谓明示和入帐，是指根据合同约定的金额和支付方式，在依法设立的反映其生产经营活动或者行政事业经营收入的财务帐上按照财务会计制度规定明确如实记载。回扣是指经营者销售商品在帐外暗中以现金、实物或者其他方式退给对方单位或者个人的一定比例的商品价款。所谓帐外暗中，是指未在依法设立的反映其生产经营活动或者行政事业经费收支的财务帐上按照财物会计制度规定明确如实记载，包括不记入财务帐、转入其他财务帐或者做假帐等。在经济交往中，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手续费，是指在经济活动中，除回扣以外，违反国家规定支付给有关公务人员的各种名义的钱或物，如佣金、信息费、顾问费、劳务费、辛苦费、好处费。根据这些规定，收受回扣或者各种名义的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应以受贿论处。

　　受贿罪定罪量刑处罚标准
　　受贿罪的量刑问题与贪污罪基本相同。以受贿数额和受贿情节为标准，具体确定行为人的刑罚。根据刑法第383条的规定，犯受贿罪的应依以下规定承担刑事责任：
　　1、个人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2、个人受贿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l0万元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3、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矛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4、个人受贿数额不满5千元，情节较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情节较重，是指犯罪手段狡猾恶劣；行为人既贪赃又枉法；受贿行为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或者是累犯、共犯中的主犯；受贿后又参与、支持其他犯罪活动：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拒不坦白退赃；在对外活动中，向外商索贿受贿等。情节较轻，一般是指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没有违反有关规定；行为没有给国家或集体造成严重损失；案发后坦白交待事实经过，并退了赃款；或者有自首、立功表现等。
　　5、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受贿数额处罚。
　　鉴于索贿是国家工作人员在职务活动中主动向对方索取财物的行为，行为人乘人有求于己，把人民赋予的职权当作掠财的砝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故意刁难，不给钱不办事，迫使他人不得不给付财物，暴露出寡廉鲜耻、贪得无厌、不择手段的丑恶嘴脸。这种行为比被动地收受贿赂具有更大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声誉，人民群众极为痛恨，必须予以严惩。因此，第386条还专门规定，索贿的从重处罚。所谓从重处罚，即根据其索贿所取得的财物的数额、情节、给国家利益造成的损失在各相应档次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处罚。

　　受贿罪主体
　　根据我国刑法第385条的规定，受贿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现行《刑法》第9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理论上一般将第93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二是在非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被称之为“准国家工作人员”。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理解，重点理解何为“公务”、“国家机关”、“村基层组织人员”等的含义及其构成受贿罪的条件。
　　1．从事公务
　　何为“从事公务”。一般认为，“从事公务是指从事管理国家和社会的事务”。对于“从事公务”的具体内涵还要进一步细化，这里可以从三方面认识：第一，公务具有公共性，也就是说涉及到一定范围内人或者事出有因的管理，而这一范围是由该事务本身的性质所确定的，而不是以行使这一权限的人的身份确定的。第二，公务所依据的权限具有公共权力的性质，而且这一权力的来源是有法律根据或者是依照法律而取得授权的。第三，公务本身就是行使公共管理事务的活动。
　　2．“国家机关”
　　对于国家机关的理解，人们可以说是见仁见智。观点一认为国家机关含权力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及军队；观点二认为国家机关除包含观点一中的机关外，还有共产党的各级机关、政协的各级机关；观点三认为，国家机关除包含观点二中的机关外，还包括直接隶属于国家机关行使一定行政职能的企业、事业单位；等等。观点一着重从法律角度来对国家机关进行界定。观点二则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国家机关进行界定。观点三从国家的职能角度对其含义进行说明。根据实际情况，观点一对国家机关的范围定的过窄，观点三则又对国家机关的范围定得过宽。观点二既从法律角度、又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国家机关的含义进行说明，较为合理。
　　3．村民委员会等组织中人员的认定
　　根据有关立法解释，对于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人员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可以构成受贿罪的主体。2000年4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规定，村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该立法解释列举的七种情形的行政管理工作时，属于《刑法》第93条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准国家工作人员”。如果其在从事这些公务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取贿赂的，应当以受贿罪论处。

　　受贿罪立案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的有关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个人受贿数额在5000元以上的；（注：这是一个具体的数额标准，只要行为人个人受贿的数额累计达到5000元以上的，就应当立案侦查。）
　　2．个人受贿数额不满5000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1)因受贿行为而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2)故意刁难、要挟有关单位、个人，造成恶劣影响的；
　　(3)强行索取财物的。
　　（注：所谓“个人受贿数额不满5000元”，是指个人受贿数额接近该标准且已经达到该标准的80％以上，即个人受贿数额达到4000元以上。应当注意，对于个人受贿数额达到4000元以上不满5000元的，必须同时具备上述三种情形之一，检察机关才立案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的认定
　　刑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因此，这一规定包含了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成为受贿罪主体的内容。理由是：一是地位的形成，通常是职权孕育的结果，两者互相依存；二是地位形成，往往与行为人拥有职权时间的长短、高低成正比；三是在一般情况下，职位的丧失并不直接影响行为人地位便利条件的消失。所以说，当国家工作人员离(退)休后，虽职权丧失了，但因原有职权而形成的地位便利条件，不会即刻消失。这就为该类人员变成受贿罪主体提供了可能的条件。
司法实践中处理此类案件时，要严格把握、注意以下问题：
　　1、已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只有利用本人原有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通过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本人从中向请托人索取或非法向请托人索取或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才能以受贿罪论处。因此，已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的受贿行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利用了本人原有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2)这种便利条件，必须是通过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具体完成的。这种便利条件与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的便利条件，是相互包容的、依存的。
　　(3)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至于该利益是正当的，还是不正当的，以及是否真正谋取到了利益，均不影响受贿行为的成立。
　　(4)本人从中向请托人索取或非法收受财物。其中，所索取或非法收受财物的价值或使用价值，必须达到5千元起点。至于本人从中索取或非法收受到的财物，是否真正归本人所有了，并不影响受贿行为的成立。
　　2、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如系行为人不违背原职务的行为，则不论何种原因受贿未遂，均不宜追究离(退)休人员的受贿责任;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如系行为人违背原职务之行为，则不论何种原因受贿未遂，也应追究离(退)休人员的受贿责任。
　　3、请托人给予行为人的贿赂，应当是离(退)休人员所要求互相约定的财物。如有不同，行为人收受后，或请托人未按约定的期限给付行为人贿赂的，均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
　　4、行为人在职期间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但未向请托人要求或约定贿赂，而请托人在行为人离(退)休后出于感谢给予财物的，一般该离(退)休人员不构成受贿罪。但是，如果行为人违背原职务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且明知请托人是因此而给予数额较大财物的，则不因为行为人的离、退休，而影响其构成受贿罪。
　　5、对于离、退休人员被重新聘用，并依法从事公务中而为的受贿行为，应按受贿罪论处。
　　6、对于在职时受贿，而离职后为请托人谋利，或者在职时为请托人谋利，而离职后索取、接受财物的，应按受贿罪论处。

　　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前受贿条件的认定

　　根据刑法第163条、第386条和第388条规定，受贿罪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取得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或取得现有职权之前而为的受贿行为，要严格把握。具体来说：
　　1、要严格把握任职前与任职后的界限。即要以行为人受聘用、委托或被任命之日起为标准区分。即行为人受聘用、委托或被任命之日以前而为的受贿行为，属于任职前的受贿行为；而行为人受聘用、委托或被任命之日(包括当日)以后而为的受贿行为，属于任职后的受贿行为。
　　2、是否依法追究行为人任职前而为的受贿行为，要严格把握，区别对待。关键是看受贿行为与行为人任职之间是否存在内在的联系。如果存在，则应认定为受贿罪；如果不存在，则不宜按受贿罪论处。具体来说：
　　(1)行为人与请托人之间有许诺，但行为人收受贿赂后，在任职后并没有履行职前许诺的，则不构成受贿罪，但可以构成敲诈勒索罪或诈骗罪；但是，如果行为人收受贿赂后，在任职后履行了职前许诺即为请托人谋取其欲谋取的利益，则应以受贿罪论处。
　　(2)行为人与请托人之间有了承诺，但当行为人任职后没有按照职前承诺的内容为请托人谋取其欲谋取的利益，而为请托人谋取了其他利益的，则不影响行为人受贿罪的成立。
　　(3)行为人与请托人之间的承诺，行为人任职后应主动履行承诺，但因客观原因末能使为请托人谋取的利益实现的，亦不影响行为人受贿罪的成立。

　　几类特殊人员构成受贿罪的认定
　　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离职人员、公司、企业人员等可以与国家工作人员一起构成受贿罪的共犯，但其中的情形比较复杂，现分述如下：
　　1．国家工作人员家属
　　第一，家属与国有工作人员构成共犯的情形。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的共犯，主要取决于双方相互勾结的状况。构成共犯的情形主要包括家属作为共同受贿实行犯、帮助犯和教唆犯三种情形。（1）家属作为实行犯，主要表现为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共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由家属收受他人财物，家属直接实施了受贿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2）家属作为帮助犯，主要表现在用各种方法为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创造必要的便利条件，如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商议收受贿赂，传递有关请托事项的信息，沟通关系并收受财物；帮助国家工作人员向行贿人索取贿赂等。（3）家属作为教唆犯，一般表现在诱导、劝说、催促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财物，国家工作人员在家属的教唆下产生了受贿犯罪的故意，并实施了受贿行为。
　　对于没有参与受贿犯罪和实施受贿的非实行行为，事后窝藏、转移受贿款物的，有人认为，即使事前有通谋，也只能认定为窝藏、转移赃物罪的实行行为。其依据是刑法第310条第2款对事前通谋行为进行了明确规定，而刑法关于受贿罪的几个条文中却没有这样的明确规定，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故得出以上结论。这一做法是不妥的，结合有关共犯理论，对于这样的行为只能以共犯处理。刑法典第310条第2款即规定是注意规定，而不是特别规定，该条款的规定并不能推导出受贿罪的有关条文排除了刑法总则关于共犯条文的适用。所以对于家属事先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事后将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的贿赂予以窝藏、转移、销售，仍应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第二，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不构成共犯的情形。实践中，有时行贿人为了感谢国家工作人员为其谋取利益，到家中送钱送物，但国家工作人员不在，家属就收下财物，事后告知国家工作人员。对于这种家属代替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的行为，家属是否构成受贿共犯？家属接受财物后，如果仅将收受的财物和请托事项转告给国家工作人员，但没有其他行为的，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单独的受贿犯罪，其家属不能构成受贿罪共犯。因为，家属不同于其他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其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非常紧密，他们相互间的帮助是非常容易发生的，只要不是积极参加受贿活动，相互勾结的情节非常严重，就没有必要在惩处国家工作人员时连同其家属一并处罚，否则会不适当地扩大刑事责任的范围，造成打击面过大。就受贿罪的立法精神而言，主要打击的是那些侵害职务廉洁性的国家工作人员。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事先有谋，约定由家属事后收受财物的，或者家属事先明知行贿人与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受贿事实的，则家属可以构成受贿罪。前者属于典型的共同犯罪，后者可以看成是受贿罪的帮助犯（片面帮助犯）。
　　共享行为即家属明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行贿人谋取利益而收受贿赂，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共享该贿赂的行为，能否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呢？家属知道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而与其共享，在主观上虽有明知但并没有与国家工作人员形成共谋，缺乏共同的犯罪故意。在客观上，虽有共享的行为但没有参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犯罪活动，未实施的共同犯罪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家属的行为性质至多是知情不举，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是不能入罪的。而且其共享行为也不是受贿罪客观要件上的行为，不具有构成要件的定型功能，或者说不具有实行行为性。因此，家属对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知情不举，家属不构成受贿罪，只有国家工作人员本人构成单独的受贿犯罪。
　　2．离职人员
　　离职人员主要是指离退休辞职人员等。已离退休辞职的国家工作人员不再是国家工作人员，在职时，没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利益或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的，一般不再构成受贿罪的主体。如果已离退休或者辞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在离职前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离职后，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应当构成受贿罪的主体。如果离职前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离职后，又通过在职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当利益，一般构成受贿罪，因为其在职时，是国家工作人员，其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通过其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具备受贿罪主体资格。
　　3．公司、企业工作人员
　　国家工作人员与公司、企业人员共同受贿行为如何处理，由于双方都属于有特定身份的人员，故情况较复杂。目前学者们主要存在“分别定罪说”、“主犯决定说”、“从一重处断说”等几种学说。
　　由于在混合特殊主体共同受贿情形中需要具体考察各特殊身份主体是仅仅各自利用职务便利还是在此基础上存在进一步的协作，因而“分别定罪说”和“从一重处断说”各具合理性。具体而言，如果双方共同收受贿赂，其中一方没有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的，则整个案件应以利用职务便利者实施的犯罪的性质定罪；如果只是各自利用本人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则分别定罪为宜；如果行贿人请托的事项需要公司、企业人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不仅要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而且需要利用对方的职务便利予以协调，而公司、企业人员不仅利用各自职务便利，而且还利用了对方职务便利的，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公司、企业人员构成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实行犯，而国家工作人员为该罪的帮助犯，另一方面，国家工作人员为受贿罪的实行犯，而公司、企业人员为该罪的帮助犯，实际上，这种情况符合符合一行为触犯数个罪名之想象竞合的情形。根据想象竞合的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适用刑罚较重的罪名。正如我国刑法学者张明楷教授指出，此时需要比较法定刑的轻重，按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处罚。

　　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亲属受贿案件的认定

　　根据刑法第163条、第385条、第386条和第388条规定，受贿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属，可以成为受贿罪的共犯，而无论该亲属本身是否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在认定此类案件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1、国家工作人员亲属受贿案件包括三种情形：
　　（1）共同故意受贿。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时，自己不索取或非法收受贿赂但明知其亲属会从中索取、收受贿赂的行为。它又可分为：
直接故意的共同受贿。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时，自己不直接索取或收受贿赂，但希望其亲属从中索取收受贿赂的行为。
间接故意的共同受贿。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时，自己不直接索取或收受贿赂，但却放任或默认其亲属从中收受、索取贿赂的行为。
　　（2）过失受贿。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没有索取、收受贿赂，但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其亲属从中索取、收受贿赂的结果，应当预见没有预见或轻信可以避免，但最终结果是其亲属客观上实施了索取、收受贿赂的行为。
　　（3）亲属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地位和影响，直接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受贿。
　　2、要针对国家工作人员亲属受贿案件的不同类型，具体分析、认定。
　　（1）就共同受贿而言，应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要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之间是否具有共同受财的故意。如果有，则认定为共同受贿行为，如果没有，则不宜认定为共同故意犯罪。具体来说：
　　从利用职权者作案的连续性上看，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收受贿赂连续作案多起，就不应只看他直接收受了多少，知道亲属收了哪一宗、哪一件，而应从他与其亲属连续多次共同实施的受贿行为中，来确定他主观上具有受贿的故意。这不仅表现了各共同犯罪人的犯罪行为在横向上的联系，而且反映了其犯罪行为在比例上的连贯性，即以犯罪的连续为其特征。在处理这类连续受贿的共犯案件时，只查明前面的一次或几次为利用职权者明知，就应认为被告主观上具有共同犯罪的故意；至于亲属多次收受同一行贿人的财物，其中一些未有证据证明利用职权者知道的，亦应视为是利用职权者对亲属收受贿赂的默许，并作为共同受贿犯罪事实的组成部分予以认定。
　　从利用职权者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的态度后变化看，有的利用职权者受贿前对行贿人的要求，态度是冷淡的，既不拒绝也不承诺，往往使行贿的一方感到有利叮图而下赌注。利用职权者则在本人或亲属收受了贿赂之后。变消极为积极，四处活动，甚至挺而走险，采取非法手段，千方百计地满足行贿人的要求。对此，我们就不能单纯凭利用职权者不知内情的自我表白和其亲属¨未曾告知的供词，否定利用职权者存在受贿的主观故意，而应当根据利用职权者态度的前后变化及其行为表现，结合其它证据进行分析，予以认定。
　　从利用职权者对待亲属收受他人贿赂的态度看，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有贪图财物的共同故意，在行动上就往往表现为：或者是赤裸裸的怂恿，或者是心照不宣的默许。其中尤以后一种情况最为常见。如有见到行贿人送货上门时有意回避，让其亲属收受，过后佯充不知：有的口头说要付物款，实则不了了之；有的虽对亲属批评几句，但实际却照样批条子，共享贿赂物等等。对此也应视为受贿故意的客观表现形式。
　　从利用职权者对亲属所收受的财物享用情况看，一般地说，如果共同生活，家庭经济没分开，收受的财物又纳人家庭所有或家庭消费的范围，那么，利用职权者作为家庭主要成员就应当是知道的。当然，还必须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如果亲属收受的贿赂是实物，应视为利用职权者有受贿的故意；如果亲属收受的贿赂是金钱，且数额较大，同时，又加以花费了的，必定使家庭生活和家庭消费发生明显变化，利用职权者对此应有所察觉，并知道其原因；如果亲属收受贿赂是偶尔的一宗，且贿赂物又是贵重的细小的物品，收受之后又直接收藏而未使用过，且没有其它证据证明利用职权者是明知的，则只能由收受的亲属负责。要是片面地强调利用职权者必须对亲属收受的每一宗、每一件都一清二楚，才能认定其主观上有犯罪故意，或者片面地强调利用职权者知道亲属收受多少，就认定多少，那就会忽视这一类案件的特点，就会割裂共同受贿的整体，造成利用职权者逃脱法律惩罚的严墩后果。因为这类案件的显著特点，就是利用职权者并不一定出面收受贿赂，而大部分是由其亲属收受，以掩盖本身受贿而采取的犯罪形式。在司法实践中，利用职权者为了逃避罪责，往往诡称不知，而将责任推到亲属身上；收受贿赂的亲属为了使利用职权者免受法律追究，往往谎称没有告诉，而把责任包起来。因此，单纯依靠亲属供认告诉与没告诉，利用职权者供认知与不知，来认定其是否存在共同故意，这是不现实的。而且，采取谁收受谁负责的做法，就会割断利用职权者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与其亲属受贿的行为之间的联系，利用职权者必然会在枉法没贪赃，亲属会花贪赃没枉法的掩护下逃脱法网，不利于打击此类犯罪。
　　其次，关于此类案件的刑事责任问题，应将在受贿共犯中把利用职权的国家工作人员认定为主犯，而将经手接受贿赂的亲属认定为从犯，是恰当的。其理由是：
　　认定利用职权者是共同受贿案件中的主犯，这是由受贿罪侵犯客体的性质决定的。共同受贿人的犯罪活动是和利用职权一方的职务联系在一起的。行贿人所以行贿，是因为利用职权者担任某种职务或掌握某种权力，能够为行贿人谋取某种利益；受贿人所以受贿，是因为利用职权者满足了行贿人的某种要求而得到了报偿。实质上，就是受贿人（利用职权者力与行贿人以权换利的肮脏的交易。从另一角度看，也正是利用职权者以本身拥有职务这种特殊的身份进行犯罪，才妨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降低国家机关的威信，甚至有时还直接或间接使国家和集体蒙受重大损失。可见，由于侵犯客体的特定性，决定了利用职权者在由此造成的社会危害结果中起主要作用。
　　利用职权者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其亲属实施索贿和受贿的先决条件。虽然亲属收受贿赂在共同犯罪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是构成受贿罪不可缺少的行为之一，但这是与利用职权者为他人谋利益的决定作用分不开的。
这是由犯罪人的犯意的危险性决定的。利用职权者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本应廉洁奉公、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但他却以执行职务为名义实施犯罪，从中谋取私利，同时，明知自己的行为及亲属的行为会产生妨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这一危害社会的结果，但仍然明知故犯。可见，其犯意的危险比参与受贿的亲属大。一般说来，他的犯意的产生和是否犯罪的选择往往在共同犯罪中起到关键作用，因此，按共犯中的主犯追究刑事责任，是完全应该的。
　　（2）就过失受贿而言，过失受贿的构成有主客观两方面的理论依据。
从客观行为看，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亲属的行为互相联系，不可分割，构成了犯罪行为的整体。
从主观方面看，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时，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已经预见，或者应当预见，应当负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
　　构成过失受贿是要受一定条件限制的。其一，国家工作人员为行贿人谋取的是非法利益；其二，国家工作人员对其亲属索取、收受财物的行为至少是应当预见；其三，亲属索取、收受的财物数额较大，给国家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或者受贿数额虽小，但给国家造成恶劣的政治影响。只有同时符合上述三个条件的，才可以构成过失受贿。
　　（3）就亲属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地位和影响，为他人谋利并直接索取、收受贿赂的案件而言，由于该国家工作人员本人并未实施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从中索取、收受贿赂的行为，无论其主观上是否知道其亲属收受、索取贿赂事实，均不应以受贿罪对其定罪量刑。
综上所述，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亲属受贿条件，只要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就有成为受贿罪共犯的可能。

　　科技人员受贿案件的认定

　　所谓科技人员受贿案件，是指科技人员在科研活动中，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
　　根据刑法第163条、第385条、第386条和第388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l989年l月6日）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关于在科技活动中经济犯罪案件的意见》（l994年6月l7日的规定，司法实践中，在认定科技人员受贿案件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1、从技术活动的性质来认定科技人员是否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
科技人员参与经济建设，从事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承包等技术活动，从性质看，不外两种：一种是承担本单位的技术合同任务，执行本岗位职责所进行的，这是一种受委托进行的公务活动；一种是在国家法律和政策允许的前提下，科技人员业余从事的第二职业，它不是公务活动。因此，凡依法受公共组织委托从事具有公务性质的科技活动，以及在科技活动中具有行政、管理职责的科技人员才可成为受贿罪主体。凡从事不具公务性质的科技活动或业余兼职从事科技活动的科技人员则不能构成贿赂犯罪的主体。
　　2、正确认定科技人员受贿行为的类型。
　　从一定意义上说，科技人员只有接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委托之后，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因此，其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贿赂行为，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一是科技人员利用关键技术向对方索要财物应如何看待。科技人员根据本单位的指派、委托从事技术活动，他就有义务根据合同的规定提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答疑解惑，尽职尽责。科技人员违背其所承担的职责，利用手中关键技术，刁难对方，索、拿、卡、要，对其中索要财物数额较大、情节严重的，应以受贿沦。
二是科技人员在技术咨询等活动中，提供了合同约定以外的技术服务或劳务，收取相应报酬，如何处理。技术也是商品，根据商品经济等价交换的原则，只要提供了技术或劳务，就应获得相应的报酬。由于技术合同本身的局限性，经济生活的千变万化，执行合同过程中可能出现合同约定以外的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或者在执行合同中，双方合作很好，对方单位请科技人员解决其科技生产活动中其他技术问题。因此，只要科技人员提供的额外技术服务不严重侵犯其所在单位技术利益或违反国家保密法规，对其所得收入应予肯定。但是，如果科技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或收受合理报酬之外的利益时，就有构成受贿罪的可能。
　　三是科技人员的技术活动为对方单位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方单位出于感激或长期合作的愿望，以奖金等名义在合同约定之外给予科技人员一定数量财物，是否应以犯罪论。对科技人员在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中做出重大贡献，没有利用职务便利或关键技术索要财物，而是被动地收受对方主动给予的财物，对此，单位有规定的，可按单位规定处理；单位没有规定的，可本着公平合理的原则，兼顾集体与个人的利益，妥善处理，但不应以犯罪论处，丙此，只要科技人员提供的额外技术服务不严重侵犯其所在单位技术利益或违反出家保密法规，对其所得收人而予肯定。但是，如果科技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或收受合理报酬之外的利益时，就有构成受贿罪的可能。
　　3、正确认定科技人员的受贿行为，是否是在利用职务之便的条件下完成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或者虽然不是直接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但利用了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具体讲，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包括直接利用本人主管、经管、负责某项工作的便利，这种权力既可以是领导权、指挥权、也可以是经办权；间接利用本人职务上的便利，即利用能够影响、制约、控制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利用工作上的便利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两个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前者的外延要比后者广，后者包含于前者中。对单纯利用职务便利之外的工作关系为他人谋取利益，从而索取、收受财物的，因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不能以受贿论。
　　严格区分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还是利用工作便利，对司法实践中科技人员行为的性质认定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科技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与他人勾结，以次充好、以假充真、以少报多、以多报少、抬高或降低物资价格、提高工程造价、降低工程质量等手段为他人谋取利益，使国家或集体利益受到损失，而以酬谢费、服务费、顾问费等名义索取、收受财物的，均应以受贿论处。科技人员如果不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是利用其在科研、生产过程形成的社会关系，为他人推销产品、购买物资、联系业务，索取、收受财物的，不应以受贿论。违反其他法律规定的，可按有关规定处理。
　　科技人员在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等活动中，因有权为对方单位选定施工单位，为工程项目定价、产品定级，从而个人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可能性，同时又确实为有关当事人提供了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对科技人员在上述活动中索取、收受了一定财物的，由于技术咨询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交织在一起，往往难以区分罪与非罪。对此应实事求是，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如果明显是利用提供工作承包、加大工程造价等便利和手段为他人谋取利益，从而索取、收受财物的，应以受贿论。如工程设计人员为甲方设计桥梁，受甲方委托选定乙方为施工单位，并与乙方签订技术咨询合同，收取咨询费；同时，他又向乙索要工程转让费。该工程技术人员根据合同向乙方收取咨询费，无可非议；但向乙方索要工程转让费，则应以受贿论。对既有技术咨询费成份，又难以排除不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收受贿赂的，一般不应以受贿论。如在上例中，若该工程设计人员是在无义务为乙方提供技术咨询的情况下问乙方提供了技术咨询，同时，又是利用职权把工程交给乙方承建，那么该工程设计人员向乙方索要财物就很难说是索取贿赂。当然，如果收受财物的价值数额巨大，与所提供的技术服务的一般收费标准明显不相称，就考虑有受贿的可能。
　　4、对既有行政职务上又具有技术职称的人员，如果根本没有或无能力为他人提供技术服务的，却在履行行政职务时，以提供技术劳务为名，索取对方财物或收取对方财物为其谋利的，应以受贿罪论处。
　　5、正确认定业余兼职的含义及科技人员在业余兼职中收取报酬与受贿犯罪的界限。
首先应从兼职科技人员能否成为受贿罪主体问题，即兼职人员的主体资格进行识别和考察：
　　（1）兼职科技人员职务是否通过协议形式合法取得。只有通过下列三种形式取得的职务才能符合主体资格：主管部门或本单位的任命或委派；受兼职单位的聘用；单位与单位之间协议委派或委托。只有通过合法形式取得的职务，兼职科技人员才能具备受贿罪主体资格。
　　（2）兼职科技人员是否是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依照法律从事公务或者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不论原来身份如何，一旦受委托，便在被委托范围内与委托人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委托应符合以下条件：委托者必须具备委托的资格和权限；委托的内容是从事公务性的活动，必须符合法律政策的规定；委托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兼职科技人员具备上述条件，才能认定为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成为受贿罪主体。
　　（3）兼职科技人员是否具备职务身份。兼职科技人员成为受贿罪主体还应当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职务身份进行考察分析。兼职科技人员在兼职活动中的职务身份有三种情况：一是在原单位担任的职务身份；二是兼职单位的职务身份；三是在兼职单位从事一般脑力劳动的无职务身份。前两种情况是受委托从事公务人员，职务身份明确。第三种情况应视为是在某单位从事一般公务的人员，因为在科技活动中，科技人员往往临时性或单一性为某单位提供与职务无关的科技咨询或科技项目攻关等有偿服务，尽管这种服务也属受委托，实质上是一种商品交换性质的关系，是职务之外的劳动，与其职务身份无关，也不属于从事公务，只是一种劳务关系。因此，兼职科技人员不具备职务身份的，不能成为受贿罪主体。
　　另外，兼职科技人员职务身份即使符合受贿罪主体资格，在确定罪与非罪时，还要严格区分是利用职务技术成果还是非职务技术成果，不能一概定罪。
　　在对科技人员受贿罪进行处罚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严格依法办案。对科技人员的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不应有自治权、空白区，更不能搞“网开一面”，要　　　　　　　　切实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宪法原则和刑法原则。
既要坚决打击，又要慎重稳妥，在查处科技人员收受贿赂犯罪案件时，务必坚持慎重稳妥的原则，出于形势的变化，对于法律规定不明确的，要充分调查研究，善于运用国家政策来指导执法。罪与非罪一时难以分清的，不急于用刑事法律去调整。对于那些贿赂案案发后制造所谓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提供信息的，决不能姑息迁就，查清真相后要依法惩处。
　　追求打击与服务双重效果的统一。一方面要依法办案，不留“真空”，另一方面也要结合办案帮助有关部门健全预防此类犯罪的机制，为科技人员投人市场经济大潮贡献才智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把打击与服务溶为一体。

　　非财产性利益受贿案件的客观表现认定
　　就目前而言，以非财产性利益的受贿行为屡见不鲜。它是指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非财产性利益，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其中，非财产性利益主要包括：介绍职业、提职晋级、入党入团、调换工作、授予荣誉称号、提供性服务等。
非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受贿犯罪的对象，理论上有肯定与否定两大观点。但我们认为，非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受贿罪的犯罪对象，必须严格依照刑法规定。据第385条规定，作为受贿罪的犯罪对象，只能是财物。当前严格将贿赂限定于财物范围之内，并以此来认定受贿罪，是符合刑法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的，也是严格执法的需要。因此，我们主张，非财产性利益不能成为受贿犯罪对象。
　　但是，这并不是说，对以非财产性利益为犯罪对象的贿赂犯罪就予以放纵，而应按刑法规定的其他罪加以惩处。如玩忽职守罪等。
　　受贿案件客观行为表现的认定
　　根据刑法第163条、第385条、第386条和第388条规定，受贿罪的客观行为包括索取贿赂、非法收受贿赂和经济受贿三种类型。它们的具体形态包括以下八种：
　　1、承诺与拒绝，这是指犯罪分子收受财物前未曾进行任何有关索取，而仅限于对他人所求的承诺，提供便利或拒绝的意思表示的行为方式。这种方式或者是基于受贿者与对方的关系考虑，或者出于对人之常理的推测，还可能是有意掩人耳目以避开索取和故意之嫌。
　　2、授意。这是一种通过间接的、暗示的途径进行意思表示的方式，也有别于直接和明示的索取，在语言、态度和行为上都表现出相当的处理技巧，具有使对方心领神会、心照不宣而又不存在任何捕捉法律证据可能的效果。
　　3、钓鱼。受贿者并不必坦露其索取的真实意思，也不是通过授意的技巧性处理，而且从不表示放弃承办之意，但或者向对方陈述有所难度，或者一味拖延，并将拖延控制在使对方无可非议然而又足以使对方隐约感受其用意的水平。
　　4、勾结与互贿。与前几种情形不同的是，这种行为是由双方针对本不属于其中任何一方的他方财物标的共同故意促成，他们或者用以次充好、以假冒真、以少报多（或相反）、抬高工程造价等手段损公肥私，或者打着开展正常工作、行使正当职权的招牌，掩盖其背后进行的肮脏的权钱交易。经过这种行为的处理，一个处于最低分数限的考生可以出人意料地被录取，一个规定刑期在3至5年之间的罪犯被执行最低刑期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5、既成。这种情况中受贿者未作出过任何意思表示，甚至事前根本未想索贿，也不知对方送贿之事，事后得知才见财眼开，并未表示反对，或经礼节性推让后认可，或态度变得积极起来，从而构成事实上的受贿罪。
　　6、贿局。罪犯通过制造某种局面或场面，然后依靠合乎常理的自然力量完成受贿行为，如通过制造一种竞争或压力气氛迫使欲晋升调岗者、需庇护减轻逃脱罪责者、工程承揽者、合同签约者、其他目的者或接受工作检查指导的下级，自愿、主动送贿。或通过逢年过节、大事小情、婚丧嫁娶、甚至抱病休养住院或打麻将等娱乐场面广收财贿。
　　7、隐身。受贿者利用社会不良风气和人们扭曲的攀权结贵心理，本人并不出面，反而表现出两袖清风的廉洁白律的风范，实际上是将利用职务便利与非法收受财物两项动作在时空上加以分离，后续部分由其家属或第三者完成，前后呼应，配合默契。与此相似的行为方式还包括，一些领导干部采取造福子女亲系的世袭性受贿手段，安排这些人经商或从事某种位权职业，以求达到更加大范围、更具永久性的索取目的。至于1985年7月18日两高《关于当前办理经济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所述及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收受贿赂而单位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借机中饱私囊的行为，亦属于此列。
　　8、购买。进行贿赂犯罪的双方为共同逃避法律，采取合法的花钱购物、购股或购券形式，但实际上所付货款远不及物品本身价值，所购股票或债券纯系准内幕交易。此外，还包括依内部价格购买紧俏品行为和依最低标准为子女缴费进人重点学校的行为。

　　受贿罪与正常馈赠的认定
　　怎样界定受贿与正常馈赠的界限，除正确把握受贿罪构成要件之外，还应注意以下问题：
　　1、从双方的关系看，双方是同学、同乡、亲友及其他私人关系，还是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与主管人的关系。正常馈赠一般发生在有密切关系的个人之间，这种密切关系往往由来已久，且在馈赠发生之后仍保持和发展这种关系；而贿赂则是发生在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与主管人之间，双方的利害关系是由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身份而临时产生，且随贿赂目的得逞后而逐渐淡化。
　　2、从行为的动机来看，正常馈赠是行为人基于亲情、友情而无偿将财物送与他人；而贿赂则是行贿人为使他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已谋取利益而将财物给予他人。
　　3、从行为的方式来看，正常馈赠一般是公开进行，为他人知悉；而贿赂则总是秘密进行，行为的双方都采取各种手段掩盖、隐匿、毁灭可能被查获的罪证。
　　4、从行为的时间上看，馈赠发生的时间一般确定；而贿赂则必然发生在行贿人有求受贿人利用职务为其谋取利益之时。
　　5、从行为的标的物来看，正常馈赠的财物一般为私人财物；而用以贿赂的财物，既可能是国家、集体的，也可能是私人的，且标的物价值一般较大。

　　受贿罪与受礼（收礼）的区别与认定
　　1、正确掌握界定受贿罪与受礼的方法。
　　（1）分解比较法，是指将受礼与受贿主客两方面的要素分解后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从中找出它们之间的差异性，即区分它们之间的界限。
　　第一，从主体关系上进行比较分析。
　　a、受礼与受贿主体关系的，性质不同。受礼主体双方的关系是私人感情关系。一般来说，受礼双方是亲朋好友或其他特殊亲密的私人关系。但是，在实践中如何界定亲朋好友的范围却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对亲属范围的界限问题，首先要确定界定的原则，一要考虑到我国的传统；二是参照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三是有利于同贿赂犯罪作斗争的需要。根据上述原则，亲朋好友范畴不是广泛意义上的概念，而应是具有特定法律意义内涵的概念。因此，既不宜界定过宽，也不宜界定过窄。亲属的范围可界定为：直系血亲（包括拟制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直系姻亲、三代以内旁系姻亲。对好友和有特殊感情关系的范围界定相对要复杂一些，标准不好把握。总的原则是从严掌握。可以认定的标准为，一是群众公认标准。即在一定群体范围人们认为他们是好友。二是自我证明评价标准，即由双方或其中一方主体提供事实证据予以证明，然后审查决定。好友包括在同乡、同学、同事中关系比较好、感情比较深的人，还包括同外界有关人员中感情比较深的人。有特殊感情的私人关系中包括感情比较深的教师、领导等。受贿主体双方的关系是利害关系，其实质是权钱交换关系。
　　b、受礼与受贿主体关系产生的基础不同。受礼主体双方关系产生的基础是血缘关系、婚姻关系和私人感情关系。受贿主体双方关系产生的基础是受贿人特定的身份而享有特定权力。
　　c、受礼与受贿主体关系维系的时间不同。一般来说，受礼主体双方关系维系的时间比较长，具有长期性的特征，并且有的在受礼者具有特定的身份之前就建立了这种私人关系。受贿主体双方关系维持的时间比较短，具有临时性的特征，往往是办完了事这种关系也就结束了。
　　第二，从主观上进行比较分析。
　　a、受礼与受贿的动机、目的不同。受礼对方的动机目的是基于亲友情义或主要是因为亲友情，而将财物无偿送与他人，并不要求得到回报。而受贿的对方是以利用他人职权为自己谋取利益或请托解决某一问题为目的，而将财物给予他人，送财物是要求得到报偿的。
　　b、受礼与受贿人对送财物的意义认识不同。受礼者知道送财物是出于亲朋好友之间特殊的私人感情，其目的是互相帮助、解决自难，或是进一步加深这种感情。受贿者知道或应当知道送财物是出于某种利害关系，或谋取某种利益的要求。
　　第三，从客观方面进行比较分析。
　　a、受礼与受贿的行为方式不同。受礼一般是公开进行的，而受贿则总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b、受礼与受贿的时间契机不同。受礼的对方一般是以逢年过节、生病住院、婚丧嫁娶、子女当兵、升学等家庭有关的重要问题为契机，而受贿的对方一般是在谋取利益前夕，谋取利益的过程，或取得利益之后不久等。
　　c、受礼与受贿的财物数额大小不同。一般来说，礼品的数额比较小。
　　d、受礼与受贿者为对方谋取利益的方式不同，一般情况下送礼者不要求受礼者为其谋取特定的利益。但在特殊情况下，送礼者也要求受礼者为其谋取特定的利益。但所不同的是，送礼与谋取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即送礼与否其数额大小都不会影响受礼者为送礼存谋取利益，受贿者为对方谋取利益的方式，则是以收受财物及具数额们大小，作为为其谋利益的必要条件。
　　（2）综合分析法。是指把受礼与受贿的要索综合起来进行分析研究，作出判断。
　　第一，利用职权为亲朋好友谋取了利益（包括合法利益与非法利益）而收受了财物的，既不能仅仅从主体双方关系的特殊性上来理解，也不简单地从法条的形式规定上来理解，而应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研究，根据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判断，第一，对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直系姻亲、三代以内旁系姻亲所给予的财物适用排除原则。即对利用职权为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直系姻亲、三代以内旁系姻亲谋取合法利益，而收受财物的，一律认定为受礼，而不认定为是受贿；利用职权为其谋取非法利益而收受财物的，应认为是受贿，而不是受礼，第二，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了数额较小的财物的，应认为是受礼；如果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而收受了财物，尽管数额较小，也应认定为受贿。
　　2、在司法实践中区分受礼与受贿的几个具体问题。
　　第一，关于亲属转送财物的问题。所谓亲属转送财物是指，受托人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请托人不是直接将财物送给受托人，而是通过受托人的亲属将财物传送给受托人。如果明知是转送的财物，则认定为受贿。如果不知是转托的财物，则不宜认为是接受请托人的贿赂，而宜认定为是接受亲属的礼物。
　　第二，关于再找适宜的契机以送礼之名行贿赂之实的问题，可以有条件地认定为贿赂。这些条件可以是：
　　a、给予财物的主体，应是亲朋好友及有特殊亲密关系以外的其他人。亲朋好友及有特殊亲密关系的人，在某种契机上给予财物，应是属于正常的送礼。
　　b、应该是为他人谋取了非法利益。谋取了合法利益而在某种契机上给予财物，一般认定为受礼比较适宜。
　　c、给予财物应是在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过程中。
　　d、应是给予了数额比较大的财物。给予财物数额比较少的不宜认定为受贿。寻找契机以送礼之名行贿赂之实的，必须间时具备上述四个条件，才可认定受贿。其他情况认定为受礼比较适宜。
第三，关于领导收受下属和下级机关给予的财物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
　　a、属于正常的礼尚往来问题。领导同下属和下级机关的领导之间也有常人之间的私人感情，他们之间的礼尚往来，有相当一部分是属于受礼性质的。
　　b、领导利用职权为下属或下级机关谋取了特定的利益的问题。谋取了特定的合法利益，而收受的财物数额又比较小的，可以认为是受礼。如果谋取了非法利益而收受财物的，应认定为受贿；如果谋取合法利益而收受财物的数额比较大的，主要可分为两种情况来研究：一是寻找过年过节等契机给予财物的，一般不宜认定为受贿，而应认定为受礼。二是给予财物是在谋取利益的过程中，应认为是受贿。

　　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认定
　　根据刑法第20条至第24条规定，我们认为，区分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应从贿赂是否到手为界。其理由是：
　　首先，受贿犯罪可分承诺受贿、接受贿赂、行为人谋取了某种利益三个阶段。承诺属犯意表示，为行贿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的交换条件，唯有接受并拿到贿赂，才是受贿人追求的直接结果。因此，受贿人收受了贿赂，即意味着实现了犯罪的目的，从而构成犯罪既遂。
其次，根据刑法规定，受贿罪犯罪构成只需要一个行为一种故意则为齐备，即有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的行为和相应的故意。至于行为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成功，不影响法定的构成要件，因而也不影响受贿既遂的成立。
　　第三，以贿赂是否到手作为区分受贿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同样适用于索取贿赂的情况。索贿而未得到贿赂，仍然说明行为人没有达到犯罪的目的，符合刑法关于未遂的法定要件。那种认为一经实施索贿行为就构成受贿既遂的观点，是缺乏理论依据的。

　　以借贷为名行贿受贿案件的认定
　　所谓借贷形式的行贿受贿是指行贿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借民间借贷形式进行贿赂，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借为名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其特点是，表现为公开性、长效性。公开性，表现为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不再以秘密形式交付收受财物，往往开门见山，公开交易。长效性，表现为行受贿双方互相利用，已不再是一己、一时之利行贿受贿，而是谋求彼此之间的长期、稳定的权钱交易关系。根据刑法第163条、第385条、第386条和第388条规定，认定此类案件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1、从审查双方主体之间的真实关系，看行贿受贿的客观基础。正常的民间借贷关系没有职务上的内在必然联系，双方主体之间除了情感上的依托关系外并不存在某种依赖关系，一般来讲双方结识时间长、交往多，互相了解、信任，关系融洽，有正当的书面手续。而借贷形式的行贿受贿则围绕着行贿人谋取的利益与受贿人利用职务便利而进行的权钱交易，这样双方主体之间必然存在某种特殊联系，这种联系，以职权为媒介表现为仅仅在工作关系上有一面之交，缺乏借贷关系赖以存在的信任基础，又没有任何借贷手续。这种既无信任基础，又无借贷手续的不正常现象正是行贿受贿的典型表现。因此，只要我们认真审查分析双方主体间的真实关系，仍然可以摸到定性的脉络，找到行贿受贿的客观基础。
　　2、从审查借贷关系产生的时间、原因是否自然看与行贿之间的内在联系。借贷关系的成立没有时间上的限制，原因是真实自然的，它的形成完全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借贷契机，契机是以真实、合理、可信的事由而产生的，没有时间上的特定性，原因往往表现在一方经济括据需借钱，另一方经济宽裕，有能力出借。而借贷形式的行贿则不同，它具有时间上的限制性和原因上的虚假性。利用借贷关系行贿所产生的时间是以行贿人为实现某种目的为中心，或在其前，或在其后，而行贿方利益的实现也必然要见之于客观，在原因上又往往会出现反常现象，行贿方无钱出借却要四处奔波筹措资金出借，受贿方经济宽裕无需借钱却堂皇之借钱，借来的钱不用于生活急需，而是将借款存人银行或用于高消费又无偿还能力，这就给我们展示了一条明晰的犯罪因果链，使我们在行贿人谋取利益的时间与借贷关系成立的时间比较中，对产生借贷关系事由和原因的分析中，找出行贿受贿之间的内在联系。
　　3、从审查借贷双方的意愿上，看行贿的本质，民法上的借贷关系是一打当事人自愿将自己所有的金钱出借给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经过一定时间归还本金并支付一定数额利息或作礼仪性酬谢的民事法律行为。这种关系的确定完全出于双方当事人的自愿，是一种互助互济的行为，不附加与借贷无关的其他条件，一般借贷数额不大，时间较短，如果是大数额借款，洽淡时一定会明确还款时间，对拖欠时间较长，或逾期不归还的，出借人也会主动催还。而借贷形式的行贿受贿双方存在着直接的依附于受贿人的职权而违心出借，时间无限期，数额较大，受贿人一权在握，以借入为名收受贿赂，并为出借者谋取利益，这种非自愿的借贷关系从本质上区别于民法意义上的借贷关系。
　　4、从审查借贷关系的产生是否给第三人带来损失，看行贿受贿的必然结果。合法的借贷关系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它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条件，事实上，正常的民事借贷关系不存在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而借贷形式的行贿受贿是通过出借人的出借（行贿）和借入人的借款（受贿）来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行为的实现必然会给第三人带来损害，或者使企业经济利益受损或者扰乱国家的经济秩序，这些损失是因受贿人接受贿赂造成的，因而损失的产生与这种借贷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也是行贿受贿的必然结果。
综上所述，对以下借贷应以受贿论处：
　　a、借款方式是利用职务便利，为出借人谋取利益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
　　b、借款人经济条件好，无需借款，虚构借款事由的；
　　c、借款金额大，时间超过一定期限或不确定期限的；
　　d、借款不留凭证的；
　　e、借款后有能力、有机会偿还而不予偿还的；
　　f、借款人借款后又收受出借人贿赂钱财的。

　　以婚丧嫁娶、打麻将、压岁钱为名受贿案件的认定

　　以婚丧嫁娶为名受贿案件的认定
　　审查具有一定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婚丧嫁娶收取财物，是否利用了自己职务上的便利，应重点把握以下三点：
　　1、查清送财物的人与收受财物的人的关系。如果双方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下级给上级送，那么婚丧嫁娶收受财物的行为就有可能是受贿行为。
　　2、查明送财物的目的、动机。非亲非故的人送财物的目的、动机是为了从收受财物的国家工作人员中得到某种利益，在婚丧嫁娶之时送礼仅是借口，实则是行贿。
　　3、查明收财物人为送财物人谋取的利益。可采用超前延伸审查和置后延伸审查的办法。
　　以压岁钱为名受贿案件的认定
　　办理这类案件应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1、从给压岁钱的人与收受压岁钱小孩的父母关系来分析。以给压岁钱为名，实则行贿的人与收受压岁钱小孩的父母，多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下级给上级领导的儿女压岁钱或给掌握某种权力的人的子女压岁钱，给压岁钱的人与收受压岁钱小孩的父母不是亲友关系，平时关系一般。
　　2、从给压岁钱的数额来分析。以给压岁钱为名的行贿受贿，其数额少则几百，多则几千。
　　3、从给压岁钱的目的和动机来分析。以给压岁钱为名的行贿受贿，其给压岁钱的目的和动机是为了从收压岁钱的小孩的父母手中取得某种利益。
　　以打麻将为名受贿案件的认定
　　1、从行贿受贿双方构成看。被点炮方多是掌管某种实权的国家工作人员；点炮方都是有求于执掌某种权利的人。
　　2、从打麻将的目的、动机看。双方以娱乐为名，意在实现行贿受贿的目的。
　　3、从输赢钱的来源及金额看。输钱方的钱多源于输方单位的公款，输赢的金额都在成百上千元。

　　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的司法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发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提出了“特定关系人”的概念，明确了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的认定标准。
一、“特定关系人”的含义
　　《意见》第十一条规定，“特定关系人，是指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所谓“近亲属”，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二条第（六）项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十二条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可见，在民法意义上、刑事诉讼及行政诉讼意义上近亲属的范围均有所不同，这就给认定《意见》中的“近亲属”的范围造成困惑。笔者认为，刑事诉讼法是从诉讼权利的角度作出规定，而不涉及经济利益，如果以此认定《意见》中的“近亲属”的范围不尽合理；同理，行政诉讼法解释的规定亦不宜采用。相比之下，民法意义上的近亲属侧重于经济利益关系，与《意见》所涉及的内容角度相近，因此，《意见》中“近亲属”的范围，应参照民法意义上的规定予以认定。
　　所谓“情妇（夫）”，一般是指除配偶之外，长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的人。司法实践中对于到底达到什么程度的男女关系才能称之为“情妇（夫）”，主要是看是否具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和金钱包养关系，对此往往依赖于双方的交代，辅之以能够证明其交往情况的其他证据。如果曾经有过不正当男女关系，但实施犯罪行为之前相当长时间已断绝不正当关系的，不宜认定为“情妇（夫）”。
　　所谓“其他有共同利益关系的人”，这里的“共同利益关系”是指以默契的形式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一方为谋取己方的利益，一定程度上必须顾及和维护另一方的利益。“共同利益关系”主要是指共同经济利益关系，如共同占有或相互继承关系，此外，也不排除其他方面的利益关系，如政治、情感等方面。例如：国家工作人员张某利用职务便利帮助个体户王某推荐的施工队承揽工程，王某从中获得好处费，张某未分得好处费，张某供称，他之所以帮忙使王某赚取好处费，是因为王某帮他运作关系跑官。从行为本质上讲，张某的行为属于权钱交易性质，但与典型的权钱交易相比不同的是，他利用职务便利谋利后，使王某从中得到好处。张某与王某之间具有相互利用的关系，即张某利用职务便利使王某赚钱，王某为其跑官，二人系利益共同体，应当认定二人具有其他共同利益关系，亦属于《意见》中规定的“特定关系人”。
　　二、对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的认定
　　《意见》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有两点需注意：第一，这里的“授意”，既包括国家工作人员主动要求请托人，也包括由请托人或特定关系人提出，国家工作人员予以认可、同意的情形。第二，该条款中规定“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该条款基于体例的需要强调了《意见》所列的交易、挂名领薪等贿赂形式，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在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上，只有上述形式才可以构成受贿罪。相反，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刑法原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由第三人收受贿赂的形式既包括直接给财物等传统受贿形式，还包括《意见》中列举的新类型受贿形式，以及符合权钱交易本质特征的其他受贿形式。
　　三、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受贿共犯
　　《意见》第七条第二款规定，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一）所谓通谋，就是指犯意的共同沟通和谋划，谋划的内容应当既包括谋利，也包括收受财物。特定关系人在接受请托人财物时明知该财物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的对价，这样才可以对特定关系人认定为受贿共犯。在此，“通谋”包括事先通谋、事中通谋、事后通谋。这就意味，具体有以下通谋方式的，特定关系人均可以受贿共犯论处：一是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事先共谋约定，由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由特定关系人从请托人处收受财物的；二是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财物，之后告知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遂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三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之后，请托人为感谢将贿赂款物送给其特定关系人，特定关系人收受后告知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予以认可的。
　　（二）特定关系人要积极实施谋利和收受财物行为的才构成共同受贿，二者缺一不可。在共同受贿中，特定关系人的谋利行为体现在其代请托人转达请托事项上，实践中对于不同情况应区别对待：
　　1.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后，要求请托人将财物交给特定关系人，特定关系人明知该财物是请托人为感谢国家工作人员所给予的而收受。特定关系人在主观上虽有明知但并未与国家工作人员形成共谋，在客观上未参与谋利行为，缺乏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故对于其收受贿赂款物的行为不能以受贿共犯论处。
　　2.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给予的财物并向国家工作人员转达请托事项，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其要求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对特定关系人收受财物知情，双方则构成共同受贿；如果无证据证明该国家工作人员知情，因缺乏双方对收受财物的共同犯罪故意，因此不能认定为共同受贿。对于该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有证据证明其系不正确履行职权为请托人谋取利益，且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可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对其以滥用职权罪定罪处罚。对于该特定关系人，如果为请托人谋取的利益为不正当利益的，可根据刑法修正案（七）增加的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的规定，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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